位于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图中匾额题字为手书。

  11月（左四）、周恩来（左二）、罗瑞卿（左三）、陶铸（左一）在广东省视察胡椒园（见下图）。

  12月（左）与王光美在广州从化温泉附近的树林捡栗子、橡子，研究解决经济困难时期的代食品问题（见下图）。

  仲夏的暖风拂过广州市越秀南路的车水马龙，鳞次栉比的居民楼里偶尔传出粤曲的婉约声调，绿荫掩映处，位于越秀南路89号的黄色小楼别具一格，西式建筑风味中透出岁月悠长的味道。

  小楼门头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牌匾格外显眼，牌匾题字为在1959年亲笔手书。91年前的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成立于广州——这正是在革命年代成长为全国工人运动领袖的重要节点。

  时光流转近一个世纪，历史的光辉在南粤大地绵延涌动。在前后近40年时间里，曾多次南下广东开展重要工作——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时期，青年时代的几度抵粤，担负起领导工人运动的重任，展现出革命领袖的不凡才干；新中国成立后，心系南粤，多次到广东视察并提出许多真知灼见，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穿过越秀南路全总旧址的朱漆门庭，四周霎时安静下来。这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西式洋房，房屋的梁柱、屋檐、栏杆都刻有精美的雕花。历经90多年岁月沧桑，小楼依然器宇轩昂。

  是年27岁的被任命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不久，便来到广州，参与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下简称“劳大”）。此前，他曾领导江西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而广州，则是他从地区工运领导人进而成为全国工运领袖的起点。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广州正是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自从1924年初国共两党合作之后，全国的革命力量纷纷汇集广州，工农运动渐成蓬勃之势，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迅速形成，为国民革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就在大会筹备期间，传来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1925年4月12日，广州各界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完成国民革命事业。

  是以汉冶萍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第二次“劳大”的筹备工作。当时中国领导下最大的产业总工会，分别是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由这两家总工会牵头，邀请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召开“劳大”。

  大会召开时间定在当年5月1日，直接领导大会秘书处工作，起草或主持起草大会的主要文件，并了解大会动态、及时布置工作。以过人的精力，在一个多月里主持起草了30多个大会文件，为第二次“劳大”胜利召开作出重要贡献。

  5月1日上午，第二次“劳大”代表和广州的工人、农民、革命军士兵共十多万人，举行了盛大的活动。第二次“劳大”的全国各地代表有281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这是一次组织全国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军阀宣战的动员大会。

  在大会上，、苏兆征、廖仲恺、王一飞等被推选为大会主席。5月5日，向大会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的报告，这份报告精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工农联盟问题。

  第二次“劳大”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等30多个文件和决议。大会还通过由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宣布成立全总。

  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组织。由于在领导安源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和筹备“劳大”的过程中成绩卓著，表现出不凡的领导才干，被推选为全总副委员长。

  当年10月，全总开始在越秀南路89号的小楼办公。“如今作为展览场地的一楼开阔大厅，便是全总的会议场，当年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代表正是聚集于此，举行了大大小小的多场会议。”全总旧址纪念馆管理员黄女士说。

  回顾这段历史，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淼翔认为：“广州是当时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结合这一特殊的地位，在广东的工作更显现出推动全国范围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

  第二次“劳大”揭开了全国第二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序幕。会后不久，上海工人阶级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大罢工，并很快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全总适逢其时，担负起直接领导和组织这场运动的重任，当即赶往上海组织全总上海办事处，并参与领导五卅运动。

  距离全总旧址不远处，越秀南路东园横路一号，省港大罢工委员会旧址虚掩着门。这处广东省重要的历史遗存——东园，正在做修复施工，未来将恢复岭南园林的风貌。遥想90年前，在全总旧址二楼的办公室里推窗远眺，应能看见东园的旧貌。

  当年，与五卅运动相呼应，广东的工农运动同样声势高涨。当时的广州，加入工会和农会的工人农民达数十万人。1926年初，省港大罢工已持续多月，并在东园设立罢工指挥部；而第三次“劳大”也筹备在即，全总委员长林伟民卧病数月，诸多问题亟待处理。

  1926年2月19日，再次抵粤，肩负起主持全总工作和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他的到来受到了热切欢迎，在全总举办的欢迎会上，全总执委、秘书长邓中夏说：“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2月22日，广东海关掌管税务的英国官员贝尔，以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扣留未经查验的货船为借口，擅自下令封锁海关，企图阻断广州及华南的对外贸易通道。、邓中夏、苏兆征等经过研究，决定发动广州各界群众投入反对封闭海关的斗争。25日，全总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联合广州各商会，发出《工商联合对粤海关水务司贝尔宣言》。26日，在等领导下，广州工农商学各界10万余人举行。

  省港大罢工期间，工人运动发展迅速，而各工会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也开始暴露，罢工队伍的内部出现了纪律涣散甚至各行其是的现象。

  针对这样一些问题，极力推动各行各业工人大联合，努力使各类工会团结起来。他多次约请各工会领导人开茶话会、谈心会，耐心地向他们阐述统一工会组织的意义。

  “在等人的耐心帮助、具体指导下，省港工会迅速行动，省港工会的力量拧成了一股绳。” 李淼翔说。

  1926年4月初，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参加大会并致辞。会后不久，广州各类工会成立了全市统一的工人代表会，有210多个工会组织参加，代表近20万工人。在其推动下，广东全省的工会统一运动日益发展。

  如今全总旧址的二楼，是当年办公室的复原场景。一盏煤油灯，一张方木桌，正是在这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抓紧召集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准备跟踪议题、报告、文件，布置繁杂琐碎的会务工作。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劳大”在广州开幕。担任大会秘书长，并代表全总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大会还向国民革命政府提交了北伐请愿书，号召全国工人积极投身和支持北伐战争。

  10多天后，叶挺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从广州出发，作为北伐先遣队进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广东的一段关联，较少被人提及，却事关重大。”李淼翔说，当时虽不在广东，但为恢复和发展华南地区党的组织付出巨大的努力，最终促成广东党组织的重建和华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20世纪30年代，党的领导机关在广东地区曾一度中断活动，当时已主持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心系南粤，高度关注南方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工作。

  1934年9月，党的广东省一级领导机关被彻底破坏，广东党组织基本停止活动。少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继续坚持斗争。

  1936年初，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中央北方局获悉广东的情况后，先后派河北省委委员、全总华北办事处主任薛尚实和曾在广州组织中国青年同盟的王均予南下，开展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彼时正值“两广事变”爆发，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宣布“北上”，出兵湖南。

  薛尚实是广东梅县人，南下之前，向他下达任务——向两广地区实力派人物转达党的意见，并相机在南方建立党的组织。

  说：“你是广东人，去传达意见，较为方便”；“在救亡运动中，吸收先进的、积极的、符合党员条件的分子入党，建立党的组织。”

  薛尚实和王均予南下后，积极传达贯彻北方局和的指示，全力以赴发展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二人在广州、香港等地先后吸收党员若干，并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在前往广西做李宗仁、白崇禧工作时，薛尚实又吸收了不少党员。

  在1943年的《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也说到这件事，“（北方局）派了少数干部到香港、广州、上海、汉口、河南等地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地方党的组织基本上恢复了。”

  1936年9月，广东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蒸蒸日上，一些地区基层党组织陆续恢复重建。在此基础上，薛尚实报告北方局，要求成立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临委”）。随后不久，南临委成立，并创办机关刊物《大路》，及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转载延安《解放》周刊、北方局《火线》等党内报刊文章。

  “南临委的成立，标志着中断两年的广东党组织的领导机关重新建立，华南各地党组织的活动开始恢复。”李淼翔说，在这当中，功不可没，而且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于1954年、1957年、1958年和1961年多次来到广东视察，指导广东工作。在粤期间，提出许多真知灼见，给广东人民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7年3月29日，时任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带领南下调查组乘坐专列抵达广州。此行的目的，是调研工人、学生和复员军人在就业、升学、安置等方面的工作。

  一下列车就投入紧张的调研工作。在随后的近半个月里，他听取了广东省委关于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4月10日，他向广东省和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在这些指示和报告中，他提出许多富有改革精神的思想和主张。

  强调，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党的中心工作不再是阶级斗争。一再强调，人民内部矛盾最基本的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当时，中国已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阶段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调研和讲话，在国内产生重要影响。《南方日报》当时的报道记载：“广州市干部掀起以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中心的学习热潮。”他对广东省委负责同志说：“今后党和政府干什么呢？就是要管理经济，政府就日益成为管理经济的机构，当然也还要有政治思想工作的保证。”他语重心长地要求广东省委的同志熟悉经济工作。

  当时的广东即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相比1949年增长了3.2倍。广东开始着手发展一些重点工业、新建一批骨干企业，而政府该怎么样更好地管理经济？在广东调研时提出一些重要观点。

  比如在商业方面，提出“不能把自由市场搞掉”，“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他要求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例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等。

  在农业方面，提出要切实做好包工、包产工作，他对广东一些地方实行包工到户的做法表示赞赏，“固定地段专人负责，一部分田间管理工作包工到户，可使农民灵活掌握时间，加强责任心”。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业仍然是支柱产业，提升粮食产量和解决群众温饱仍是头等大事。对广东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十分关注，1958年4月，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召开，等中央负责同志抵粤参观视察，并对农具改革工作提出重要意见。

  在展览会上，新会等县农民群众发明的十多种样式的插秧船，引起了的格外的注意。那年春季，新会县的农民用几块木头板做成小船，农民可以坐在船的一端插秧，另一端则放置秧苗，这解决了农民整天弯腰插秧的麻烦。称赞说，土办法解决大问题，南方十省都可以推广。

  广东省各地自制成功的手扶拖拉机、无熟料水泥、四行耙田器等农具，都让等同志颇感兴趣。特别仔细地参观了手推车。据新华社当时的报道记载，“他蹲在纯木制手推车旁，蹲下去抚摸，观察有十分钟之久。他又细细地询问和观察了另一辆钢架、钢轴胶轮的现代化手推车”。

  还比较了两种手推车的优缺点，然后对广东省负责同志说，木制手推车的优点是价钱便宜，缺点是效率不够高；铁制手推车的优点是有胶轮、有轴承，效率高，缺点是价钱大。可以保留两种手推车的优点，以木制手推车为基础，木轮外边包胶皮，木轴上安轴承。

  他再三强调轴承的重要，希望广东省办轴承工厂，大量生产轴承。他说：“这么做，花钱不多，效率能大大的提升很多。”

  当时，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国各地积极地推进农具改革运动，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并提高了生产效率。

  结束参观时，对广东省负责同志说：“农具改革运动，改得很快，改得很好……我国的技术革命慢慢的开始，但是，它刚在开始，以后新东西会不断出现。而这些全靠群众的创造性，靠大家开动脑筋，想出办法。”认为，农具改革展览会是个教育群众的好办法，各地都可以开这样的展览会。

  不久后，全国农具展览会开幕。《人民日报》刊发题为《进一步开展农具改革运动》社论，指出推广改良农具有利于加快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造，并写道，“同志在参观广东农具改革推广展览会时说：‘这样的技术革新运动，像一部车子，已经开动了，永远都不可能停止。’”

  这一年，广州全总旧址保护问题，也得到的格外的重视。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并修缮了全总旧址。1958年，专门致函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提出将旧址加以保护。

  《南方日报》当年的报道记录了这段历史：“广州市有关方面根据同志的建议，按原状进行了修缮和适当加工布置。还邀请了解当年情况的十多位老同志到这个地方进行座谈回忆，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在广州市珠江新城的一座写字楼上，61岁的阿廖沙透过窗户凝望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景，高耸的楼宇伸向蓝色天空，宽敞的马路延向珠江北侧。在阿廖沙办公椅右侧的墙上，挂着已故国家领导人的大幅画像。来访者要是仔仔细细地观察就会发现，虽然留着俄罗斯式的胡子，阿廖沙的眉眼之间仍透出一丝与画中人相似的神情。

  阿廖沙的中文名字叫刘维宁，他是的长孙，1955年出生于莫斯科，2003年首次回到中国，4年后定居广州。

  刘维宁与祖父仅有一面之缘，那是在1960年访问前苏联时。“那次出访，爷爷尽管工作繁忙但还是抽空来看望我们，全家人在大使馆见面。那时我还很小，只记得和爷爷拥抱、亲吻，爷爷还带了一些糖果、玩具送给我们。”刘维宁说。

  随着年龄渐长，刘维宁开始慢慢了解祖父，“我从妈妈口中听到的比较多，她主要讲一些生活中的事情，比如妈妈和爸爸一起到中国后和爷爷的交流。后来我从书本上看到有关爷爷的工作和事迹。”

  2003年，刘维宁来到中国，走访许多城市，试图从中追寻祖辈的足迹。“进入爷爷出生的祖屋时，看到先辈的一些照片，有一种因血肉相连而产生的感动，爷爷的革命历史深深吸引了我。”刘维宁说。

  2015年夏季，出于对祖父历史的浓厚兴趣，刘维宁重走了当年的抗战路。他穿越四省七地，在曾经革命战斗过的地方，探寻其留下的“足迹”。

  让刘维宁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还见到了与相识的村民。“他们现在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认识我爷爷时，还是小孩子。当地群众说爷爷很平易近人，吃、住都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讲述和爷爷相处的故事，我非常兴奋。”刘维宁说。

  在位于全总广州旧址的办公室里，刘维宁久久驻足。他站在祖父工作过的办公桌前，轻抚木桌，感受久远而光荣的革命岁月。“看到这些历史文物，我感到心潮澎湃。感谢人们能把历史保留下来，把爷爷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很好地保留下来。”刘维宁说。

  对了解得越深入，刘维宁对祖父的认识也慢慢变得清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虽然在普通的家庭出生，最凶险的地方，他去了；艰难的工作，他做成了。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刘维宁为祖辈的历史感到骄傲。在他眼中，是英雄，为了开创新时代、建设新中国而舍弃小家、成全大家。“英雄的精神需要代代相传，我能做的就是尽力向新一代人传递并延续中俄两国友谊。”刘维宁说。

  “亲人告诉我，经常教育后辈，不能因为是领导人的孩子就搞特殊，你们和别的孩子一样，不能有优待。”刘维宁说，他如今生活在祖父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也将深深铭记祖父的教诲。

  南方日报：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几度南下广东，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您认为当时工作的重要意义在哪里？

  李淼翔：大革命时期，组织了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主持了第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推动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他所作的贡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仅对广东产生重大影响，也直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不久，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曾回忆：“五卅以后，上海所有工厂，英国的、日本的，统统都起来罢工了。”五卅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北京、广州、天津、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发起罢工、罢课、罢市。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使大革命开始步入高潮。

  在广州主持推动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担负了直接领导和组织五卅运动的重任。本人也根据在广州组织工人运动的经验，立马赶往上海参与领导工人运动。

  当时的广州，是大革命的中心。为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返回广州后，积极加强各工会之间的团结，推动了省港大罢工的进行。

  南方日报：20世纪30年代，主持中央北方局工作时，仍然关注广东地区党的组织的恢复工作，这对广东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

  李淼翔：当时，广东省一级的党的领导机关活动曾一度中断，虽然身处遥远的北方，但心系南粤，立即委派中央北方局工作人员来到广州，积极发展党员，重建党的组织，还成立了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

  南临委的建立意义非凡。在其领导下，广东及华南各地党的组织陆续建立，党的活动迅速恢复。广州市委、广西省工作委员会、香港工作委员会、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大埔临时工作委员会、韩江工作委员会等地方党的组织的建立，以及琼崖特委的恢复，都是在南临委的领导与工作下完成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广西、福建、云南一些党的组织，以及云贵边、云桂边、广西左右江、闽北等地区游击队，甚至南洋各地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都先后在南临委成立后派人重新建立或与之取得联系。

  到1938年4月，南临委总共发展党员2600多人，建立支部80多个，它为华南地区党组织后来的发展，为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培养了大批干部。回顾这段历史，能够准确的看出，当时的工作对日后广东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记者 金祖臻 李书龙 张梓望 肖雄）

  1925年3月来到广州组织工人运动，参与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直接领导大会秘书处工作，起草或主持起草大会的主要文件。

  5月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大会通过由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被推选为全总副委员长。

  1926年2月抵粤主持全总工作，同时和邓中夏、苏兆征等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4月主持全总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决定组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委员会。

  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担任大会秘书长，并代表全总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

  1954年11月参加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同、周恩来一起，审议修改“一五”计划草案（初稿）。

  1958年4月参观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对农具改革工作提出重要意见。

  1961年3月14日由北京飞抵广州，出席主持的中央扩大会议。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金冲及主编：《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3.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王国梁主编：《名人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曾庆榴主编：《中国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